毕业40年回眸丨林间：1977高考：朝为阶下囚，暮登大学堂

新三届 2023-04-0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Author 林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林间，1958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75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1978年3月至1979年4月就读于福建农学院园艺系，1979年5月至1981年12月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经济、文化学者。著有《王亚南传》《远渡重洋：中美贸易二百年》《大国博弈：中美贸易的前世今生》《芙蓉湖畔忆三林》《未名湖畔忆名儒》，主编《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年纪念》等数百万字作品。

原题

1977高考：

朝为阶下囚, 暮登大学堂

作者：林间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77年高考前后，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时光，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终于伴随着77级高考、高招和入学的进程，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977年元旦来临的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三个月，举国一片欢腾。而此时，我正在泉州“看守所”里。八个月前，在那“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清明时节，人民用花圈和泪水祭奠自己的好总理，用诗歌和热血抨击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四五运动”后仅仅半个多月，我便被作为“新生反革命分子”投进了“四人帮”的监狱。

当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传来的时候，我和所有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难友们，是多么欢呼雀跃、多么欣喜若狂，多么希望能早日出狱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然而，此时“四人帮”虽已垮台，但他们的爪牙尚未被肃清，难友们还需耐心等待。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地处东南沿海的古城泉州，许多干部和市民不约而同地在胸前插上了一朵洁白的玉兰花，大街小巷回旋荡漾着《人民的好总理》、《绣金匾》的动人歌声。刚刚复出的老一代歌唱家郭兰英、王昆那饱含深情的演唱，不仅激起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和思念，也勾起了人们对一年前“百里长街送总理”的难忘记忆和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刻骨仇恨。

此时身在狱中的我，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在这个人民已经可以公开、自由地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却只能跟着大墙外的广播，轻轻哼着“一唱周总理”的曲子，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值得欣慰的是，两天前，在“军代表”的特殊照顾下，我得到了去市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的机会。当“吱啦、吱啦”的人力三轮车载着我，穿过中山大街、穿过打锡巷时，看到满街张贴着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标语和行道树上挂着的一朵朵小纸花，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振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医院里我不仅见到了饱经风霜的父亲，而且巧遇在同一公社插队的老同学晓芳。惊喜之余，我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她：“天亮了，快了！”

果然，十天之后，在派驻泉州的省委工作队和“军代表”的干预下，我走出了“四人帮”的监狱，得以重见天日。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为自己，也为这个多难的国家。

出狱之后（1977）

古人云：多难兴邦。“四人帮”倒行逆施了十年，终于走到了尽头。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天道还是人心？十年“文革”的兴亡，向人们无声阐释了“物极必反”“月盈则亏”的古朴真理，它预告着天道的轮回、时代的转折，昭示着政治的更新、文化的复苏。

以教育界而言，人们确实难以想象，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尊师重教”传统的古老民族，一个从隋唐起就开始实行“科举考试”的泱泱大国，竟然在整整十年里狂热地批判师道尊严，野蛮地践踏知识、践踏人性；同时，取消了择优录取的高考，取消了广大学生追求知识的权利。在新时代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愚昧、这样的荒唐还能继续下去吗？

1977年的中国很特别。寒冬刚刚逝去，春寒依然料峭。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出台，令这一年的中国时局骤添了许多变数。不仅政治气候乍暖还寒，高招形势也变得扑朔迷离。

这一年，破天荒地开了两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第一次是6月在太原召开的，决定1977年高校招生仍维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然而，一个月后，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形势开始出现转机。8月，在小平同志组织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与会科学家对改革现行招生办法发出了强烈呼声，要求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

随后，教育部在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会议，讨论高招制度改革问题。会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面临两难境地：按老办法走下去，千百万优秀的青年人可能继续被埋没；而要改变招生办法，则可能要承担否定“七.二一道路”、触犯“两个凡是”的风险。

路，要怎么走？正当进退两难之际，小平同志站了出来，就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力主改革招生制度，实行择优录取，并亲自修改审定了新的招生工作意见。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决定恢复统一考试，实行择优录取。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由此发生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风吹遍了城乡，并在全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它意味着被“文革”积压了十年的上千万知识青年有了一个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学之门将向所有有才学的青年人开放。广大青年为此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准备应考。

跃跃欲试（1977）

然而，此时的我，身份却很特别。虽然已经走出了“四人帮”的监狱，但组织上尚未给我做结论，向市委提出的“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要求也没有回应。高考的春风吹来了，它能吹到我的身上吗？

果然，随着高考报名日期的临近，问题来了，我的高考报名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其时，揭批查“四人帮”的运动尚在进行，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大权仍把持在某些“帮派分子”手中，他们控制着高考报名表，设置了种种障碍。直到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市公安局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插队的公社党委，说明我的具体情况，我才得以报上了名。春风终于度过了“玉门关”。

1977年的高考很特别，不仅十年考生集于一届，而且复习时间极为短暂，既无考试大纲也缺复习资料，考试难度前所未有。

而对我来说，更有着特殊的困难。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无法和其他同学一样去中学母校参加高考辅导班，而必须全靠自学；别的知青伙伴可以心无旁骛，放下锄头就专心复习，而我一边读书，一边还得琢磨着如何给市委写申诉材料，以求早日平反；同样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文科强项，而改报理科，这无疑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考试难度。

能考得上吗？自己心里确实也没底。据说这一年有资格报考的人有上千万之多，显然只有背水一战了！

这一年冬天，闽南的气候似乎格外寒冷。为了保暖，我和邻居几位伙伴经常躲在家中的厨房里温书，利用灶台烧过饭后的余温增加一点热气。尽管夜晚的寒风仍不时从门窗缝隙中穿进来，使得我们一边讨论习题，一边不得不搓着冻得发麻的手脚，但大家心里却是暖洋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能否改变命运就全看自己的努力了！

为了能使自己更好地复习，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母亲辛辛苦苦地从同事那里抄来了高考复习资料；上海交大毕业、远在江西九江国防工厂的叔叔费尽周折，从上海的同学那里辗转要来了“文革”前的高考试卷；正忙于机关“揭批查”运动的父亲下夜班回家，看到我们还在熬夜复习，便亲自下厨煮宵夜为我们“加油”！

这一切，无疑都化为了自己学习的动力。终于，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我硬是把从初中到高中的几门主要课程给啃了下来。而在高考之前两天，市公安局也匆忙给了我一个“结论”，使我免以“戴罪之身”参加高考。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这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是由各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福建省高考于12月16~17日举行，我和“罗马河”三个公社的数百名下乡知青一起，汇集在泉州最边远的马甲中学考场，参加了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或史地）四科考试。

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场戒备森严，门口和四周都有民兵守卫。没想到，考试的第一天早晨，当我刚走进考室、找到自己的考位时，却惊喜地发现，同桌考生竟是老同学晓芳。记得当年同窗时，我们在学习、工作中的配合就比较默契，后来又在同一公社插队，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天紧张考试中，我们一如既往地互相鼓励。

尽管考场纪律严明，监考老师也十分严格，仍有个别考生在考试中“交头接耳”，这在“文革”中似乎已司空见惯；尽管“文革”期间大家对《毛主席诗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但在语文考试默写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时，仍然闹出了“吴刚捧出高梁酒”的笑话；尽管自己第一天考完已身心疲惫，但为了第二天考试仍然咬紧牙根，在半夜里顶着寒风、打着手电筒在临时宿舍地铺上温书备考，如今回想起来，确实“别有滋味在心头”。

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多月后，初选名单公布了，我和哥哥都上了线。我满心欢喜地参加了体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等待着祖国的挑选。由于当时考试成绩和分数线均未公布，录取线更是绝对保密，能否被录取，谁也不知道。

不幸的是，在录取前的政审时，我又遭遇了新的麻烦。由于政审表上必须填写“群众评议”和“单位意见”，仍把持基层党组织大权的那些“帮派分子”便从中作梗：先是找种种借口不肯填写我的评议意见，遭到其他同志反对、不得不同意填写后，又故意把我的政治表现写得“模棱两可”；后来还采取拖延策略，扣压我的政审表，企图阻挠我的上学。全市所有初选上线考生的政审表都送到了市高招办，唯独缺我的一份。最后，在市分管高招工作的有关领导的干预下，他们才不得不送交了我的政审表。

庆幸的是，我不仅没有被“政审关”卡住，而且上了录取线。尤其庆幸的是，福建省高招办和有关高校在录取中没有唯政审表选人，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党的政策录取了我。1978年2月25日，当我接到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时，我心中的喜悦和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要不是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要不是彻底改革了旧的不合理的高招制度，要不是各级党的干部敢于坚持原则，明辨是非，又怎能有我上大学的今天呢？

入学前夕（1978）

这一年高考，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而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率不到5%，竞争可谓空前激烈。这一年高考，可以说挽救了一代人，而我是其中最值得庆幸者之一！它不仅是自己个人的幸运，更是时代的幸运！

1978年的春天很特别，祖国大地春意盎然，各个领域生机勃勃，科学的春天正在到来，每一位77级学子的心中都像是春花怒放。

3月2日，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仅仅一周，我便告别了父母兄妹，告别了生长了20年的泉州古城，踏上了入学的旅程。西去的列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闽江，把我送到地处闽西北大山深处的三明。十年浩劫中，福建农学院被“扫地出门”，从省城下放到这里。

此时，校园里依然处处可见劫后的累累“伤痕”：整个校园几乎都是光秃秃的，几幢新盖的宿舍楼孤零零地矗立在寒风中；校园里没有草地而只有菜地；道路满是泥泞，下雨天鞋子便沾满黄泥巴；临时搭盖的教室墙是木板钉的，地上是泥沙铺的；低矮、破旧的食堂不仅拥挤不堪，而且既不遮风，也难挡雨；图书馆由于面积太小，许多图书还捆在麻袋里，无法上架；只有宿舍楼是刚刚落成的，给了大家些许安慰。

尽管学校的物质条件较差，但这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对大多数刚从农村出来、经历过艰苦磨练的77级学子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况且大家深知，这一切都是十年动乱造成的，都是“大革文化命”的结果。它更激起了同学们求知上进的欲望，促使大家更加刻苦读书，把被十年动乱耽误的光阴夺回来。尽管课桌椅破旧，但同学们一坐在课桌前，便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尽管灯光亮度不够，但同学们每天都自觉上教室晚自习，不到11点教室几乎关不了灯。

入学之后（1978）

幸运的是，77级大学生不仅赶上了读书的好时代，更赶上了大变革的时代，赶上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入学仅仅一周，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7级大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全国随之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革”中的是是非非；8月，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文革”的反思；11月，“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全国民心大快；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路线，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由此拉开。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愈来愈多曾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要求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对入学后一边忍受冤屈一边努力读书的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实验室里（1978）

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平反“冤假错”案仍然遭遇了重重阻力。新华社记者针对福建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干部赵大中冤案平反受到的阻挠写了“内参”，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78年4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内参”上做出重要批示：“如果记者反映的情况属实，说明地市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的典型事件，加以清查和整顿呢？”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督促下，福建省委迅速派出调查组，查清了赵大中冤案的始末，并严肃处理了阻挠其平反的地市委某些领导人。4月28日，三明地委召开平反大会，正式宣布为赵大中平反。5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福建省委严肃处理三明地委阻挠平反冤案的严重事件》的报道，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坚定性》。

在赵大中事件的推动下，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福建省委专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市为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于是，在我入学后的第5个月——1978年7月4日，中共泉州市委在宽银幕影剧院隆重召开了数千人的平反大会，正式宣布对我在1976年因“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副主席，拥护四个现代化”而被打成“新生反革命分子”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真理终于战胜谬误，正义终于战胜邪恶，这怎能不让我为这样的时代而欢呼、而赞美呢？

令人欣慰的是，在大学一年级即将结束时，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及我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情况，确定我提前留校工作。随后我被送到厦门大学，开始了77级后三个学年的学习生活……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难忘的1976—1978，从冬到春，那光明与黑暗的搏斗，那悲剧与喜剧的转换，昭示给人们的，不正是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吗？

厦大留影（1979）

（本文原题《不信春风唤不回》，载《永远的197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原题《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载《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纪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